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018年8月17日，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在长沙举行了。没有盛大的开幕式，没有隆重的宣发，没有铺天盖地的新闻稿，它就那样发生了，仿佛与往常的26届比赛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场比赛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这次竞赛本身，超出生物学的范畴，甚至超出学科竞赛的范围。每一个高考考生将不得不面对这次事件的余波，而其带来的长远影响，犹未可知。

几天后，一条新闻悄悄爬上了微博热搜：“成功解剖鲫鱼，保送清华北大”。暂且不论标题的春秋笔法，互联网的记忆虽然短暂，但这条新闻与不到一个月前的另一条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因辍学帮父母在菜市场杀鱼而走红的“杀鱼弟”因家庭矛盾试图自杀。一边是辍学在家却手法老练的寒门独子，另一边则是衣着光鲜、荣誉等身的竞赛获奖者，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难道是因为出身贫寒，“杀鱼弟”就不配通过各种竞赛的手段获得大学的敲门砖？为什么“杀鱼弟”不能被保送，甚至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而这些所谓的竞赛生们可以？

一种观念渐渐被推至台前：包括生物竞赛在内的所有竞赛，无非是“权贵”们玩的游戏。打着“竞赛”的招牌，走个解剖的流程，然后这些贵族子弟们便能心安理得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即便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也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命令：《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称为《办法》）。

诚实地说，上述《办法》的出台和“解剖鲫鱼”事件是否有确凿的关联，这也许永远是个谜。但其出台时间过于凑巧，并且又是一条全新的规定，很难不让人将其与一个月前引发热议的新闻进行联系。

那么，《办法》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单看其条文，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套话”。的确，教育部似乎只是为了规范竞赛影响招生公平的乱象，设立了一个竞赛“白名单”。对于正规的、有着悠久的举办历史的、国际上受到广泛认可的竞赛来说，好像这一《办法》只是让竞赛组委会多一项给教育部递文件的任务。但真的如此吗？

2019年1月28日，《办法》终于给所有关心学科竞赛的学生敲了一记闷棍。2019年的竞赛“白名单”公示列表上，并没有“五大学科竞赛”之一的信息学竞赛。

信息学竞赛有着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便有国家领导人呼吁普及计算机知识，“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让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OI）应运而生。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发起了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这更是给竞赛增添了为国争光的重任。因此，高校纷纷为表现优异的参赛者敞开大门，以期鼓励竞赛的普及，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全国信息学竞赛上的前50名将会进入国家集训队，保送入全国顶尖的大学，从而得以专心备战国际竞赛，而其中表现最好的4人将正式身披国家队战袍，代表中国出战。

中国代表队能在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屡创佳绩，多次获得总成绩第一，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信息学竞赛并称为“五大学科竞赛”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竞赛中，中国代表队都是实力强劲，常常能包揽团体和个人第一；而天文、地球科学、语言学、哲学竞赛这些相对小众的竞赛则在中国不温不火，翻开其获奖列表，你甚至需要费一番心思才能找到中国国旗。

高校招生政策也培养了一条通过学科竞赛升学的道路。2019年之前，不仅限于国家集训队，进入省代表队的学生往往都能获得顶尖高校的青睐。进入了省代表队，就可以在全国竞赛中竞争，而铜奖以上的学生将有机会与高校的招生代表签约，在高考中降分录取。竞赛生们往往将其视作某种对他们花在学科竞赛上的精力的补偿。其实，即便不降分录取，这些有能力参与全国竞赛的聪明的竞赛生也可以在高考中斩获佳绩，很多人不是为了升学考虑，而纯粹是出于对学科的热爱，不惜牺牲高中课内的时间参与竞赛。毕竟，哪个竞赛生的心中没有一个参加国际比赛的梦想呢？

然而，全国信息学竞赛的主办方，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则在学生口中口碑不佳。与其他竞赛相比，信息学竞赛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比赛的进行必须依赖电脑。不论评测系统、服务器、专用操作系统的开发成本，单是比赛场地中选手所用电脑的购置，就足够主办方付出高昂的成本。信息学竞赛的评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手所编写代码的效率，因此在学生的心中，评测所用老旧的CPU、过时的操作系统，以及时不时出现的组织人员操作上的问题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为了收回成本，中国计算机学会做出的另一些规定则是让任何利益相关者都会感到汗颜。前面提到，全国信息学竞赛的参与选手必须进入省代表队，而进入省代表队的名额一般按照各省自行组织的省队选拔赛的排名产生。抛开为了照顾女选手以及防止一所中学独大所产生的复杂的名额分配机制不谈，C类名额和D类名额的出台则是明码标价的：对于省队选拔赛中未进入省队，但表现出色且“对学会做出特殊贡献”的选手，可以进入省队的C类名额，与正式选手一同比赛；而对学会做出稍微小一些“贡献”的选手则可以进入D类名额，作为非正式选手参赛，也有机会得到高校的青睐。这个“贡献”具体是指什么呢？“贡献”主要由对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捐赠产生。C类选手的捐赠金额至少为10万人民币，而D类则是2万左右。并且，有捐赠不代表必定能进入C类名额。这类名额的数量有限，需要“充分理由”，而最常见的理由往往和学会内教师的人际关系有关。这便让中国计算机学会背上了“喜欢圈钱”的名声，也为信息学竞赛的合法性埋下了隐患。（自2025年起，C类和D类名额已经被取消。）

翻开《办法》第十四条，我们能看到一条混杂于其他规定之间的毫不起眼的规定：

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主办方、承办方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竞赛活动成本。

结合新闻来看，这一条文显然是在回应社会对“寒门难出贵子”的质疑：“白名单”内的竞赛不会收费，即便家庭贫困也完全可以参加。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摆在了竞赛主办单位的面前：从哪收集这么多钱办竞赛？

很多竞赛主办方通过接受社会捐赠、赞助等方式维持开销，但对于中国计算机学会来说，主办竞赛的开销则高得多。在《办法》出台之前，向大部分参赛者收取的并不便宜的参赛费，加上各种来源的捐赠，这足以覆盖竞赛成本。可是，《办法》把这条路完全堵上了。

对于参加竞赛的学生而言，虽然不喜欢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收费高昂，但绝大部分人更加反对教育部将信息学竞赛挡在“白名单”外的做法。备战竞赛的学生为了竞赛成绩，已经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样的一纸行政命令会将他们通过竞赛升学的希望完全封死，这是任何一个竞赛生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后来，在各种线上和线下的渠道中，中国计算机学会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我们从“CCF关于举办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承诺”中便可窥见一斑。将其与《办法》的第十四至十七条对比，我们便能发现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春秋笔法：

本学会不主动向政府申请财政补助，不给国家增加财政负担。

这句话是《办法》中所不包含的，但这句话表明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对于竞赛“零收费”的态度：这是不切实际的，需要动用财政补助。我们不妨翻看《CCF关于NOI若干问题的公告》：

CCF是非营利（NPO）机构，无任何国家财政拨款。所谓“非营利”，并非指不能经营、不能收费和不能有财务结余，……与其他知识理论型的竞赛相比，NOI竞赛具有较高的成本，包括设备费、网络费等都是知识理论型竞赛所没有的。……NOI作为一项CCF自主创办的计算机科学普及活动，必须自筹经费以支持这一活动的正常开展。……作为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自愿参加的课外活动，如果使用国家财政拨款，显然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因而是不合适的。

这代表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态度。这封言辞并不激烈的文章将矛头对准了教育部的《办法》及其相关政策，称其是不切合实际的，甚至于暗含对教育部和其他竞赛主办方滥用财政拨款的指控。平心而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理由非常说得通。但教育部和学会的出发点本身就不同：教育部需要的是回应社会对竞赛门槛的质疑，因此不能让竞赛收费；中国计算机学会则需要维持学会本身的财务健康和正常运转，因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收费。

无论如何，在教育部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各种冲突、谈判、讨论中，还是有一些让学生安心的消息传出的。2019年2月25日，经过了对于学生来说堪称煎熬的一个多月，教育部终于向公示的“白名单”列表中补充了信息学竞赛的名字。4月10日，公示期结束后，确定下来的“白名单”竞赛中也列有包括信息学竞赛在内的全部“五大学科竞赛”。参加竞赛的学生们终于能够确定，他们参加的确实是合法合规的竞赛，是能得到国家承认的竞赛。

然而，8月16日，在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如期举办之后，一则消息不期而至。

由于某种原因，由CCF主办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NOIP（普及组及提高组）从2019起暂停。特此公告。

遵循字越少事越大的原则，这则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与之相关的流言也已经传遍了各地的中学。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NOIP）和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OI）是什么关系呢？尽管名字都有“全国”二字，前者却是省级竞赛，虽然使用同一套试题，获奖的分数线却按照各省情况制定。NOIP的成绩也占据省队选拔成绩的一定比例，从而可以直接决定省代表队的参赛者。NOIP无法举行，就意味着正常的省队选拔赛无法举行。并且，NOIP的奖项也是很多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因此，接下来的赛事如何举办，对学生来说仍然是个未知数。

信息学竞赛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对于必须想出解决办法，保障来自近百所中学的数万名参加竞赛的学生的权益。

8月23日，在各路流言的纷飞之中，中国计算机学会贴出了《CCF关于举办非专业级软件能力认证的公告》（以下称为《公告》）。他们从繁多的规定中找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项目：CSP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

CSP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竞赛生们的重视。CSP被设计为一个给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参与的考试，含金量并不高。对于参加信息学竞赛的学生而言，他们在大学阶段更喜欢参加ICPC这样更具含金量的国家性或国际性竞赛，而非一个更类似于四六级的考试。对有志于参加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来说，CSP的考试难度并不高，可能只有压轴题比较难。在竞赛生们的练习网站上，你甚至找不到CSP的任何一道题目。但它就在那里，静静地举办着，直到信息学竞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公告》中，中国计算机学会借用CSP比赛的名义，推出了“面向有兴趣者自愿的”CSP非专业级别的能力认证：CSP-J/S。这几乎是一次完美的借壳重生。是的，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NOIP的换皮版。但这不是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自然可以收费。CSP-J和CSP-S分别对应NOIP的普及组和提高组，而第一轮和第二轮分别对应NOIP的初赛和复赛。《公告》中写道：

本学会再次重申，CSP是符合本学会定位及符合学会章程的一项专业能力评价活动，而CSP-J和CSP-S是面向有兴趣者自愿的一项计算机科学活动，旨在推动计算机科学的普及，让更多的青少年和非专业人士接触和学习计算机科学，并对他们未来选择以计算机为其职业有所帮助。CSP认证不纳入行政轨道，不建议将CSP成绩作为职业晋升和升学的唯一依据，不建议以功利的心态参加CSP认证。

名义上来说，CSP-J/S应当是学生处于兴趣参加，不与升学挂钩。然而，CSP-S的成绩仍然关系到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本身。在2020年，CSP-S的成绩影响省队选拔的成绩。而2021年以后，CSP-S的成绩则关系到NOIP的入围。

不管怎样，在众多复杂的修改之后，信息学竞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稳态。2020年1月21日，NOIP宣布恢复举办。此后，竞赛生们也习惯了先参加CSP-S，再参加NOIP和省队选拔赛，凭此进入国家级竞赛的路径。只是，这真的符合中国计算机学会当初承诺的“零收费”和无门槛吗？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NOI和NOIP确实做到了不收取“竞赛费”，但与之直接相关的面向社会人士的认证CSP-J/S则有着相对高的报名费。参加两轮CSP-S的开销是530元，不含交通、食宿。这算不算是违反了《办法》的第十四条呢？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与教育部谈判的结果。2022年3月3日，《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的正式推出，对试行版《办法》的第十四条做了进一步的扩充：

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竞赛各项工作由组织主体（主办方）及承办单位直接负责实施，不得进行委托、授权。组织主体（主办方）应周密制定竞赛活动实施办法，确保任何单位、组织及个人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参赛材料费、器材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指定参与竞赛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套服务；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与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辅助工具、器材、材料等商品；不得面向参赛的学生、家长或老师开展培训；不得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赞助单位不得借赞助竞赛活动进行相关营销、促销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学生或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转嫁竞赛活动成本。

可是，让我们翻到正式版规定的第七条第4款，其中写道：

申请举办竞赛活动，应当如实提供以下材料：……举办方的有关承诺书，包括本办法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条所列举的事项……

这并不包含上面的第十四条，这和试行版《办法》不同。不管怎么说，都挺有趣的，不是吗？

最后的最后，对于大而不能倒的信息学竞赛来说，还有与教育部商榷的余地。在政策的一角，另一些竞赛的命运则更加耐人寻味。“白名单”上的国际公认的科学奥林匹克竞赛，除了“五大学科竞赛”，只剩下天文学（以“学科知识竞赛”而非奥林匹克竞赛的名义）和地球科学。而类似语言学或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这样久负盛名的国际比赛，其国内选拔赛依然处于灰色地带。教育部的政策到底成效如何，还请读者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