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留学中介为学术不端的留学生代写申诉信的广告时，我总能想起那个在柬埔寨金边的傍晚，一位突突车司机为了把我拉去红灯区，将右手与地面平行放在腰间，嘴里说着的那句“really really small girl”。

有人说，“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出生就是牛马”，但好像能做牛马，也算是一种幸福。毕竟，他们也曾被寄予厚望，好像能够通过努力出人头地，考上一所好学校，说不定就能实现“阶级跨越”。能够梦想着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也许确实比在暗无天日的红灯区幸福吧。

我的儿时是在中部省份的一个县城度过的，父母是大学教师，外公是公务员，不算特别穷，社会地位也不错。在我小升初的那一年，我父母任教的大学和市区的一个著名中学签了协议：这所大学的教师子女可以无条件入学该中学。我的成绩是县里最好的，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后门”的力量——尽管这完全合规，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后门，但我朴素的正义感依然和我的既得利益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我不懂，为什么我的同学们为之苦读了整整六年的目标，为什么“全县仅招10人”的高不可攀的壁垒，就这么被轻而易举的绕过去了，而原因仅仅是投胎的运气。

后来我才明白，这好像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本源规律。那时的我也不会想到，实际上没有人的利益受损，只是“蛋糕变大了”而已。但我总是在想，要是把这些变大的蛋糕都公平地分了，那该多好！

我所就读的这所初中，并不令人意外地，是一所民办中学，有拿着助学金的贫困户，也有和我一样的“中产”家庭。作为创收手段，对于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的同学而言，这些分数是能用金钱买到的，一分或许是一万元，我记不清了。当然，对于最富裕的家庭，即便离分数线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也有特别的入学手段：国际班。高昂的招生费用足以让这所日薄西山的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即便过了学费这一关，出国留学的费用更是招生费用的数十倍。他们的学习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中学的日子里，老师们常常拿他们作为反面教材，激励我们努力学习。

每到入春之时，学校便会张贴一张榜单，列举国际班的学生拿到了多少录取通知。说来也是奇怪，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学生全无艳羡之色，就好像知道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赛道，因此他们实力再差，能上各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大学也是情理之中。他们的人生注定和我们是无交集的，甚至教室都在单独的楼栋，和我们全无半点关系。

后来，我有幸作为全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考上了最高水准的国内大学。这所学校没有高昂的费用。5000元一年的学费，900元一年的住宿费，管够的助学金，这是所有达到这所学校分数线的国内学生们共有的标准。我甚至幸运地获得了校内某计划提供的“名义上的”全奖：全额学费，外加500元每月的奖金。家中提供的额外2000元每月的生活费让我在校内不愁吃穿用度，更是时不时能出门旅游一圈。在这样一所国内的顶尖学府中，我却渐渐感到对其教学质量的不满足。于是我对我的导师说，我想出国读博。

只有在那时，我才想起我的国际班同学们。当时，我对国际上的各种大学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我从无人维护的中学网站上一则阅读数几乎为零的文章中翻出了这些国际班同学的去向——这些同学们就读的大学，似乎与我就读的大学在几乎相同的水准。

不知怎地，我想起了那个流传甚广的“小镇做题家”一词。

后来，我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学校的录取，也拿到了一年七万多美元的全奖资助。当我把我的录取信拿给我的家人看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坚持要拿到全奖才去就读——这么多钱，是即便去四处贷款也贷不出来的。我回望我的教育经历，觉得这好像就是小镇做题家的巅峰，最优秀的小镇做题家也不过如此。但这一切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申请季，我认识了和我一样在间隔年的另一位虚拟主播。她的大学生涯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与我的中学国际班同学们不同，她很优秀，也许比我更优秀，这足以让她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就读含金量很高的理工科专业。但她厌倦了这一切，做起了主播，也准备去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深造。但文学项目可不一定有全奖。

在她直播的某一天，我看到一位观众在弹幕中说，留学生也不过如此，都是交钱镀金罢了，没有真才实学。这句话确实让人气愤，直播间中留学生不少，大家都在让作为房管的我管一管，但同为留学生的我，那一刻却犹豫了。中学时代的我看着国际班全校垫底的成绩放声大笑，这笑声化作飞行整整十年的回旋镖，正中美国大使馆前准备留学签证的我的自尊心。

在办理留学签证的前夜，我在工人体育场北路散步。路的这边是三里屯SOHO，遍布着快餐和便利店，蜜雪冰城和一点点穿插其中；而路的对面是太古里，在那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都变成了低端货，而高端的那些我更是闻所未闻。抱着闲逛的心态，我整理了一下我的外套，将我的可乐瓶放在了书包的最深处，然后踏上了过街天桥。